做事了，还沿袭了原本的老思想，第三，不论你怎么去纠正，去劝导，只要人群大到一定的数量，就总有乱选的人。”
像小吴这样的姑娘，逃荒已经是小时候的事了，记忆成型时，彬山的日子就逐渐好过起来，她对于‘外头’的劳苦大众还是有很强的隔膜感，在观念上有些‘何不食肉糜’了，她们难以想象怎么会有人在有选择，且自己也不是不能吃苦的情况下，还愿意松开裤腰带去从事有偿的不可言说之事，只为了给自己多增加一点收入——哪怕是多给一勺菜的好处也好。
谢双瑶虽然没吃过苦，但得益于后世发达的信息，还是比小吴更能描绘这种人的逻辑，而且她会做田野调查，譬如刚才和阿霞的姐妹们聊了聊天，大概的画像就出来了。“不是有个笑话吗，只要是个投票，就没有选项会得零票，哪怕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吃屎’，投票一开你就会发现，样本大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屎都有人愿意吃的。”
不论如何，不管再怎么不能理解，这种问题也还是要解决的，因为除了十几年后的远景之外，摆在眼前的就是非婚关系带来的疾病传播。尤其是建筑队、修路队都是流动性很强的职业，工友也相对不固定，随便勾勒一个模型：每年冬闲，女娘从家乡去城市打工，在城市中发生非婚关系，回到家乡后，和留守家乡的丈夫则发生了婚内关系，来年冬天她再度外出，去往新的城市和新的工友做活，留在家乡种越冬作物的丈夫则和留在本地的一些女娘发生了非婚关系……
这么来回几次，关系网很容易就牵成数百个人的大网络，只要有一个人有病，花柳病就这么多点开花地传播开来了，这种病害对社会发展当然有负面影响，任何一种疾病，官府要承担的社会成本都比个人要高。小吴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因此她很重视阿霞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在纸上写了好久，这才感慨道，“但云县、临县那些地方似乎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是乡间民风淳朴，还是另有原因？”
“那些地方不都在本地做工吗？这个问题肯定是在女工跨地域进入到男工多，平时又相对封闭的行业后开始尖锐化。”谢双瑶随口说，“还有就是要查一查了，是不是真的没有发现，还是说发生了但是并没有上报，都是私下了了，这要搞清楚的。”
这就又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了，那就是吏治的清明度，是否所有办事员都能按照要求，完全实诚地上报遇到的所有情况。如果云县是真的没这样的事还好，如果有，但却没有报上来，那衙门就要重新评估自己的掌控度了，新一波的思想学习也就势在必行，或者基层吏目要迎来一次肃□□气的大动作。
小吴一边飞快地记录，一边点头，刚才两个女孩在追逐中所体会到的短暂的快乐，已经悄然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吏目的深沉。“其实这么说，还是有很多办法的，第一，还是要提高建筑队和修路队的准入门槛，不能让私人滥办，最低最低也要公私合股，这都是要命的东西，开放给私人的时机显然还没成熟。”
“第二便是要更改考核，要么就去掉对队长的扣分，要么就增加奖励，譬如说聘女工能得到一些加分什么的——当然，如果是采取奖赏的态度，那要加强监督，不然又很容易变成吃空饷挣加分了。”
以目前买活军的情况，肯定是倾向于万事都由衙门出钱官营的，一旦官营，衙门对于行业的控制力就强，有政策容易往下推行，如果后备人才充足，吏目也是战战兢兢不敢不卖死力。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买活军的行业标准和外头不同，不是自己培养的吏目，根本也不懂得事情该怎么做。那些外头的东家就算有钱也找不到人，修路、修房无不是如此，小吴想了下，又说，“我对老吏目的忠诚还是有信心的，老地盘应当是真的很少有这样的事，若有，便一人不报，别人也会报上来的，他们彼此散处地方，难以通信，也很难在这种事上串通什么。”
的确，抛开民间对谢六姐迷信版的虔敬感恩来说，这也是制度拿捏人性的地方，有点子囚徒困境的意思，因为不知道别地的同僚是谁，会不会把所有问题都如实上报，几乎所有吏目的最优解就是把自己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报上去，如此方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谢双瑶也点头说，“这就是规矩的好处了，所以任何时候都要去发现和打击潜规矩。潜规矩的危害比传染病还要更大，主要就在于吏目失控上。”
今天来榕城这里，还是她起事以来第一次进入福建道的省会，谢双瑶之前在海上主持着把泉州打下来，并入驻办公之后，就直接去鸡笼岛了，对于福建道上下的战事她倒是不太担心，拿下泉州之后，总结的经验已经挺够用了。
买活军能造很好的药包，就火器的造诣不知比各城的守军要高了几条街，就如同打下榕城的过程，守城方的优势完全被技术代差抵消，他们的攻防重点还在城门、墙头、护城河的时候，攻城方的战略手段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这也是为何火器时代之后，各大城市逐渐放弃砖石城墙，大家或迟或早都会发现，这东西在火器面前压根是毛用都没有。
拿下泉州，对买活军的部队
